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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为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述评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三农’向好，全局主动。”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引领推进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发展，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不懈奋斗，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新征程，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奋进方向，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加快转变，广袤乡村展现欣欣向荣新气象，亿万农民满怀信心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

　　推动农业高质高效：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冬日时节，北方的冬小麦正在越冬，而南海之滨耕耘正当时，海南三亚迎来忙碌的南繁育种季。

　　在崖州区的中国农业大学作物育种海南基地，科研人员正播种玉米育种材料、观察玉米植株长势。10多年来，这里诞生的一个个良种在全国大面积推广。10公里外，一座种业科创新城正在崛起。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调研时强调，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

　　这一幕让广大科研工作者倍感振奋，让亿万农民深深感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国家安全发展大局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要求。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粮食安全在总书记心中是个“永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完善支持粮食生产的保障机制，调动主产区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健全粮食安全责任制。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比上年增加74亿斤，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事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的粮食生产连过数关，先后经历北方罕见秋汛造成全国三分之一冬小麦晚播、夏季长江流域极端高温干旱、农资涨价、局地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挑战。粮食再夺丰收，充分证明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效。各地持续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抗灾增产科技应用推广，全社会形成重农抓粮氛围，共同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粮食产能夯得更实。我国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今年底将累计建成10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启动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种业振兴行动开局良好。农作物自主培育品种面积占比95%以上，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树立大食物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优胜劣汰、质量兴农。

　　餐桌的变化，从一个柑橘可以看出。冬日时节，柑橘给人们带来美味和健康。以前我国柑橘只在9月至次年1月上市，如今四季均有鲜果上市，而且包括柑、橘、橙、柚、金柑、柠檬等多种类型。品种更新换代、完熟采收、留树保鲜、覆膜晚采、采后保鲜技术及分选包装等技术，都是品质提升的“密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产品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大豆油料种植面积稳中有进，优质食味稻、强筋弱筋小麦等优质专用农产品日益丰富。菜果茶、猪肉、羊肉、禽蛋、水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10年来，我国推动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由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转变。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2012年的57.2%提高到2021年的7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4.5%提高到61%以上。三大主粮基本实现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取得长足发展，智慧农业快速起步，农村电商异军突起。

　　农业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加强。各地坚持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对山水林田湖草实施更严格的保护，加快地下水漏斗区、土壤重金属污染区等治理，全面实施长江十年禁渔，重点流域水生生物保护水平不断提高。

　　——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为现代农业发展筑牢根基。

　　土地，民之本。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加强城乡统筹，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

　　截至2020年底，我国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涉及2亿多农户。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给农民吃上了“定心丸”。2021年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5.57亿亩，有效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总数达到104.1万个，有力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在广袤乡村不断铺展。

　　推动乡村宜居宜业：

　　“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

　　乡村承载着农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重要功能。农村环境直接影响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城镇后花园。

　　良好人居环境，是广大农民的殷切期盼。

　　“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村里环境美起来，生产方式绿起来。

　　道路干净整洁，街道两旁每户村民门口都摆放着垃圾桶，不时有保洁人员对垃圾进行集中清理……走进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三合村，一派美丽乡村图景。

　　以前，这里也曾经历“脏乱差”。为解决生活垃圾处理难题，当地采取“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垃圾治理模式。不仅大大改善了村里的卫生环境，老百姓也被动员起来，主动加入到垃圾清理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正在变为现实，三合村的变化正是全国乡村面貌持续改善的缩影。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部署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各地各部门真抓实干，不断擦亮农村的绿水青山，扎实解决农民身边的一件件“小事”，交出了靓丽的答卷。

　　截至2021年底，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0%，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乱排现象基本得到管控。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农业清洁生产，推动农药、化肥减量增效，2021年农药、化肥使用量分别比2015年减少17%以上和13.8%。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76%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8.1%，废旧农膜回收率稳定在80%以上。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乡村生产生活更便利。

　　拧开水龙头，澄净的自来水潺潺流出，家住陕西省安康市包湾村的包成云拿着从自家菜园收割的芹菜，开始洗菜做饭。

　　位于深山的包湾村一直深受缺水之困，以前为了从井里打水，居民得起早去排队。2019年初，自来水厂的水终于通进了村子，村民们不仅有水喝，而且水质有保障。“现在再不用天天牵挂着吃水问题了。”包成云感慨地说。

　　水润乡村，幸福绵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身边的一件件“小事”，正在汇聚成巨大的变化。我国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通硬化路、通客车、通光纤和4G网络。各地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元素结合起来，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公共服务更加健全，百姓日子更幸福。

　　“现在看病不用出远门，村里住院能报销，我们的健康更有保障，生活越来越好了！”贵州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寨镇高峰村村民黄朝进难掩心中激动。

　　前不久，黄朝进在山上干农活时，被野蜂蜇伤昏迷，危及生命。新寨镇卫生院医生余淑红接到电话，立即联系救护车前往施救。经过在卫生院一周的住院治疗，黄朝进痊愈出院。

　　“以前要是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只能将病人往县城医院送。”余淑红说，现在通过推进中心村卫生室建设，农村医疗水平提高了，群众看病就医一般不用再跑远路。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更加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一件一件抓落实，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不断健全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我国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的“空白点”历史性全面消除，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设施和人才的薄弱环节持续性得到加强。

　　截至2021年底，全国有县级医疗卫生机构2.3万个，乡镇卫生院3.5万个，村卫生室59.9万个，实现了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

　　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养老服务网络。近年来，我国统筹城乡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充分考虑农村养老服务递送半径长、服务设施老旧、服务成本高、专业人才队伍不足等特点，着力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村庄更安全和谐。以党组织为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互联网+政务服务”进一步向乡村延伸覆盖，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推动农民富裕富足：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

　　清晨，地处武陵山区的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从薄雾中醒来。山高沟深、土地贫瘠，这里曾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2019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山深处的华溪村。在脱贫户马培清家中，总书记看谷仓、进厨房，详细询问生活、收入情况。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党的政策对老百姓好，才是真正的好。”89岁的老党员马培清始终忘不了总书记的这番话。3年多来，村里大力发展脆李、脆桃，林下再套种黄精等作物。随着村里中蜂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不断壮大，村民的增收渠道更加丰富多元。

　　2021年华溪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收入超过60万元，向农民分红近15万元。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8年艰苦卓绝，8年攻坚拔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全国人民不懈奋斗，我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如今，我们正以更扎实的努力奋斗，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向着共同富裕阔步前进。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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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牵挂的是让亿万农民过上更加富足的日子。

　　今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太和县的种粮大户徐淙祥回信说：“这些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就是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好。”

　　为了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党中央持续出台惠农政策，稳步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主产省产粮大县全覆盖。今年以来，面对农资价格上涨等情况，中央财政先后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400亿元一次性补贴。

　　“种粮补贴、最低收购价、农资补贴，党的惠农好政策一个接一个，乡亲们种粮的劲头更足了。”徐淙祥说。

　　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外出务工、加快三产融合发展……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农民增收。洛川苹果、赣南脐橙、定西马铃薯、苍溪猕猴桃等一批特色品牌不断发展壮大，多种形式技能培训推动农民工能力提升，农事体验、观光采摘、乡土美食、民俗文化、特色乡宿等新业态成为农民增收新动力。

　　农民群众腰包更鼓。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931元，相比2012年翻了一番多；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12年的2.88:1缩小至2021年的2.50:1。

　　农民增收既关系民生福祉，也事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几亿农民同步迈向现代化，能够释放出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国内国际双循环比例关系健康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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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经济、乡村法治、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乡村生态、乡村党建全面强起来”。

　　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文件，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成立“美德银行”，为村民发放善行美德积分“存折”，倡导“小事不办、大事简办”，村里推进移风易俗成效显著。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当地从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中选拔人员组成“三老”宣讲团，把党的方针政策从会议室搬到百姓的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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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老爱亲、勤俭持家，文明新风吹遍田野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改了旧习惯、提了精神气、换了新面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加强传统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涌现出一批乡土文化和民间艺术人才。全国构建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2014年以来培育高素质农民超过700万人次。

　　奋进新时代，砥砺新征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农业强国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出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勇毅前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必将扎实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稳步前进！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记者齐中熙、于文静、高敬、严赋憬、李晓婷）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3日 01版）

去年卖地收入减少约3万亿！2023年“土地财政”将去往何处？******

　　多年来，“土地财政”一直是热议的经济话题，今年也不例外。近期，第三方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出让金收入下滑，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土地财政”，顾名思义，指的是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属于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因不用上缴中央，土地出让收入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实际上，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见顶，土地出让金的增速明显放缓，长期来看，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如何弥补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财政资金缺口，成为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2023年，甚至更远的将来，“土地财政”又将去往何处？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始于1987年12月1日，彼时，深圳会堂座无虚席，经过17分钟的轮番叫价，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拿下了这块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敲响了建国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

　　根据《中国土地年鉴1996》的数据，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1998年，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此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该数据一路上涨，2007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直到2020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额已经升至8.4万亿元，是1998年的200倍。

　　根据财政部官网公布的数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开始变得很有规律，连续四年，每年的增长金额都在1万亿左右，直到2021年，国有土地出让金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仅增长3000亿元左右。

　　土地出让金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第一财经测算，2017年开始，我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连续5年超过三成，2020年占比达到43.59%，2021年下降至41.81%，仍在4成以上。

　　分区域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持续流入、土地市场需求旺盛，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综合财力中的占比(土地财政依赖度)较高；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低，更依赖中央转移支付。例如，2020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广东、重庆6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30%，分别达到51.9%、46.9%、40.3%、38.7%、33.8%和32.0%；而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西藏5个省份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均低于10%。

　　分城市来看，粤开证券研究院统计的数据显示，2020年，广州、长春、杭州、福州、南宁、海口、贵阳、西安、徐州、扬州、温州、金华、襄阳、南充，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都较高，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均达到1.5倍，甚至更高；牡丹江、深圳、锦州等地对土地出让金收入依赖度相对偏低，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分别为0.3倍、0.3倍和0.4倍。

　　土地出让金下滑

　　然而，在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却面临下滑的事实。2022年，随着我国房地产销售端疲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再次下滑。

　　此前，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217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4.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4258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850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3%。

　　近期，房地产研究机构克而瑞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3.6亿平方米，销售额13.3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7%，行业规模重回2015年。与此同时，全国土地市场成交建筑面积为14.44亿平方米，成交金额4.73万亿，较2021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7%、31%。土地出让金从高峰的8.7万亿下降了约3万亿规模。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从土地成交建筑面积TOP20的城市来看，有12个城市的成交量相比去年有所减少，平均降幅达35.7%，降幅超过30%的城市多达7个，其中降幅最突出的当属遵义，成交建面刚刚超过1000万平方米，同比降幅高达65%。

　　克而瑞地产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除部分特别优质的地块以外，土地市场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成为常态，不少城市城投拿地金额占比超过5成，沈阳、无锡城投托底拿地的比例甚至超过9成，市场低迷的城市城投拿地也尽显疲态，流拍率高企。

　　价格方面，克而瑞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受一线城市供地质量提升的影响，2022年全国300城土地成交楼板价小幅上涨，增至3266元/平方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由于新房市场仍处于低位，加之房企资金压力依然较大，房企拿地积极性仍处于低位，全年溢价率仅有3.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7.9个百分点。从集中供地的22城来看，2022年有17个城市的地价下降。

　　那么，土地市场出让规模为何下降？房地产研究机构中指研究院土地事业部负责人张凯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土地市场成交规模相关性最高的仍然是新房市场成交规模。今年以来，受期房烂尾担忧、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居民收入预期悲观三重因素影响，新房市场规模明显缩量，导致房企拿地积极性高开低走。他指出，上述影响新房市场的三个因素中，能在明年有显著缓解的恐怕只有期房烂尾担忧。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和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居民收入预期的转变或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国策下，房价上涨预期转弱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短期的新房成交规模很难较今年发生显著好转，土地市场随之亦难有明显的变化。

　　张凯进一步表示，从长期来看，土地市场与人口数量变化息息相关，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土地市场仍然能够维持一定热度，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土地财政或将难以为继。总体而言，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瓶颈，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于住房需求均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市场成交规模整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将是必然。

　　硬币的正反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土地财政”二十多年，为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9%，比1995年提高1.9个百分点，城市化处于较低水平，而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其出版的新书《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中肯定了“土地财政”的价值，他表示，中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在他看来，相对于“征税”，通过“所出售土地的升值”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城市政府不仅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甚至还可以以补贴的方式为能够带来持续性税收的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赵燕菁在其上述新书中也叙述了“土地财政”带来的问题：“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一旦房价暴跌，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将导致难以想象的金融海啸；“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另外，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还占用了大量应该用于其他发展项目的资源。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财政收入来源，缓解了一般公共预算压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形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房地产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土地财政也让部分地区的高地价推动了高房价；间接推动了融资平台和政府债务；在土地财政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在征地过程中因简单粗暴执行和补偿问题引发了部分社会问题等。

　　土地出让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一些城市非理性供地为后期房地产市场转弱也埋下了伏笔。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相关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约8成的城市市场需求及购买力明显透支，近一半的城市土地供应过量，随着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周期，去化压力不断加剧。另外，不少城市因大力发展新区便将供地指标向新区倾斜，但因为市政配套尚未真正落地，人口导入情况自然不甚理想，致使外围区域供需周期性错配。

　　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回顾过往，“土地财政”有功有过，向前看，未来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逐渐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财政收入长期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也将难以维，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已经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一部分观点认为，应该从税收方面着手。

　　赵燕菁表示，“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如何弥补放弃“土地财政”造成的损失？他指出，可以仿效发达国家，从“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突破现有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制。赵燕菁也表示，贸然放弃“土地财政”，对还未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城市来说，存在巨大风险，另外，以间接税为主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的改革也并非易事。因此，城市新区则应维持高效率的“土地财政”积累模式，另外，可以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

　　回溯“土地财政”形成的原因，不少观点认为，土地财政源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因为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占比低、支出占比高，这种资金缺口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出让、城投平台等方式融资。对此，粤开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曾在公众号“粤开志恒宏观”上发文表示，分税制和住房市场化改革都只是“土地财政”的促成因素，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激励机制决定行为，引发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土地财政等连锁反应。如果没有分税制，只要存在GDP考核，仍会产生资金饥渴和不足。

　　罗志恒则表示，未来，无论是土地供给还是需求都将呈现下降趋势，这直接影响未来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同时，罗志恒也指出，房地产税的体量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

　　也有观点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产业。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近期在其微信视频号“风马牛地产研究院”中表示，当房地产销售端出现下滑，不少城市都会开始出现土地财政的缺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房地产以外的其他产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以此让税收增长的更快，来弥补卖地收入的缺口。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近期公开撰文表示，国企资产是当前政府部门除了国有土地资产之外的最大一块资产了，如果通过提质增效，若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就有3万亿元收益增加，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当然这不是短期就能提升一个百分点，但只要坚持不懈地盘活国有资产，推进国企改革，若干年后，应该会有成效。”李迅雷补充道。

　　张凯对第一财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基建投资引领的城镇化一直助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基建投资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基建投资的成本依赖土地财政。此外，近期推出房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从而进一步降低房企拿地意愿，对土地财政产生更大的压力。因此，短期来看，土地财政难以替代。

　　“长期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对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城镇化率、居民部门杠杆率即将达到增长瓶颈，基建投资+土地财政的经济发展闭环难以为继。”张凯认为，房地产税作为长期、稳定的税源，在近二十年房地产也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也有足够的存量房屋可供征税，适合在未来长期替代土地财政补充财政缺口。

　　总的来看，上述不管是直接税的税收制度变革，征收房地产税，还是大力发展其他产业，或是盘活国有资产，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短期，如何保障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让地方财政平稳过度？克而瑞研究院提出，当前应该提振市场信心，完善保交楼、保就业、销售保价等兜底机制，缓解市场观望情绪，需求端全面放松限购、限贷、限售，取消“限跌令”，政府回购商品房，与此同时，适当缩减供地规模，优化调整供地结构，以此破局短期楼市的困境。

　　近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公开表示，为了改善房地产消费观，财政方面也应该发力。土地价格的高企是造成房价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适当降低城市土地出售价格，来促进开发商成本的下降，带来房价的下降。另外，目前在销售领域里的税费负担还是很重，应当适当降低，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同时，也应当降低金融机构的按揭抵押利率，目前的按揭抵押利率(4%)还是偏高的，应该降1到0.5个点。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